春秋是谁写的(《春秋》开篇为何始于隐公元年)-天龙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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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有一个看似无关痛痒的问题却无数次地困扰着读书人和治史之人：

《春秋》一书为什么始于鲁隐公？

《春秋》位列“五经”之一，以《春秋》之地位，历代读

千百年来，有一个看似无关痛痒的问题却无数次地困扰着读书人和治史之人： 《春秋》一书为什么始于鲁隐公？

《春秋》位列“五经”之一，以《春秋》之地位，历代读书人都认为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其背后肯定有“玄妙之处”，所以《春秋》开篇纪年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但问题就在于，鲁隐公元年为公元前722年，这一年既与周平王东迁的前770年不重叠，又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发生，《春秋》开篇叙事为何却单单要挑这么一个日子呢？

古往今来，学者们开动脑筋，对此提出了诸多见解。

一开始，最流行的解释是： 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和周平王东迁（前770年）基本在一个时间段上，两人所处之时代相近，所以《春秋》大体是以东周的开始来作为自己的开篇的。

晋朝杜预所著的《春秋经传集解》就是这么解释的，唐朝的经学家孔颖达也持此种观点，他进一步补充说，《春秋》虽然看上去只是鲁国的国史，但却是以整个周王室的视角来记事，所以才特意选择这个时间作为开端。

但关键之处在于，周平王元年是公元前770年，这时的鲁国正是鲁孝公二十六年，鲁孝公的继任者是鲁惠公，鲁惠公是鲁隐公的父亲。如果以东周纪年为正统，《春秋》始于周平王元年、鲁孝公二十六年岂不是正好。

如果像后世大儒所讲的那样《春秋》的本意是尊王，那么把《春秋》的开端放在周平王元年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鲁国是周公旦之后，最讲遵奉周礼，没有道理用本国某一代国君的开元纪年来叙述整个周王朝的天下大事。

即使退一步讲，“我的史书我作主”，一定要用鲁国国君来纪年，那么鲁孝公二十六年已经是其执政的晚期，距离他去世只有一年，如果一定要找一位国君的元年的话，鲁隐公的父亲鲁惠公和周平王的时代更为接近，以鲁惠公元年（前768年，周平王三年）为开端显然要比以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为开端更合适。

隐公元年已是周平王四十九年了，也就是说，在《春秋》开始的时候，东周已经过去四十八年了，距离东周开国时间太过遥远。因此，杜预、孔颖达虽然给出了一个权威而貌似合理的解释，但深究起来却难以自圆其说。

有人说， 《春秋》开始于鲁隐公，是因为史官感叹当时天下无王，周室复兴无望，鲁国国运日衰。

周平王东迁之初，还能凭借昔日的光环延续一段时间的威严。周王室虽然东迁，但诸侯和君子还是希望有一天周王室能够西归。但到了鲁隐公当政的周平王末年，天下已经彻底乱套，周天子这块“金字招牌”已经没有多少人买账了。周平王又是个昏庸之主，只能眼睁睁看着周朝一直走下坡路。

而从鲁国视角来看，历了鲁孝公和鲁惠公两代也没能成就中兴之治，到鲁隐公辞世时，鲁国乱局已开。

鲁隐公的始年大致相当于周平王的终年，周天子和周礼之邦都大体上这一时期走向崩溃，史官眼见周朝王室再无复兴之望，鲁国也不能够光宗耀祖，于是才有了《春秋》，其目的正是为了警示后来之人。

从时代变局角度来解释《春秋》始于隐公元年的观点，不仅仅只有这一家，还有一种解释与此说相类似，但具体原因则完全不同。

晋武帝太康二年，因为一场盗墓意外出土了一批先秦时代的竹简，经学者们考证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大量事实，后世将其称之为《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披露了一段《史记》《左传》等未记载的史实：在两周交替之际，天下大乱，周王朝不仅仅只有一个周平王，与他同时代的还有一个周携王，即“周二王并立”。

拥护周平王的是晋、郑、秦等诸侯，拥护周携王的是世掌兵权的虢国，直到周平王十一年（前760年），晋国攻杀周携王，“周二王并立”的局面结束，天下才重新实现“统一”。

如果从两周断代角度来考虑，鲁惠公元年（前768年，周平王三年）时期，天下还是双龙争雄的格局，但在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时，周平王已是唯一的天子。 虽然距离结束“周二王并立”已过去了38年，但新旧交替的历史纷扰局面也彻底结束，《春秋》选在这个时间为起始，倒也还说得过去。

不过，这也仅仅是一种基于猜测意义之上的一家之言。

后世还有学者，试图从“道”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

他们的意见是： 周平王是东周的第一任天子，鲁隐公是甘心让位给弟弟的贤君，如果周平王能够开创中兴事业，鲁隐公也能够光宗耀祖的话，周人的天下还会复兴。

然而此说一击即破：《春秋》结束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此时周平王已经去世了200多年，王室越来越衰弱，诸侯越来越强，周朝名存实亡的局面已经证明周平王并不是一个可以扭转乾坤的英明贤主，周朝到了周平王这一代实质上已经结束了。而鲁隐公是位“让国之贤君”也非事实，因为他只有让国之意，却未成让国之事实，最后还遭人篡杀。

如此看来，隐公元年这个时间点并没有什么教化人心的特殊意义。

但此路不通，还可以换一条路来赋予《春秋》以“道”的意义。清朝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里便拿出了他的观点：《春秋》是一部讨伐乱臣贼子之书，“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而隐公后来正是被乱臣贼子害死的（桓公合谋弑隐公而自立）。

按此观点，既然《春秋》一书中记述了很多乱臣贼子无法无天之事，令他们读之如芒刺在背，那么以东周之际首位被弑杀的国君隐公元年作为开篇，倒也解释得通。

为《春秋》做注解的《公羊传》，也试图提出自己的观点。

《公羊传》在鲁哀公十四年，也就是《春秋》编年的最后一年里自问自答：“《春秋》何以始乎隐？”回答是：“祖之所逮闻也”。 这是说，鲁隐公时代的历史是孔子的祖父辈所能了解到的历史上限。

《公羊传》将《春秋》划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阶段，《春秋》末期的定公、哀公时代，则正是孔子所生活的时代，这段历史基本没有什么争议。往前追溯到隐公时代，靠“所传闻”的口口相传，孔子还能采信一部分。但再往前，就是当时人们所不能及的了。

因此《春秋》始于隐公元年，只不过是当时鲁国人认知历史的最远极限罢了，似乎并没有什么深意。

清代公羊学家对此专门解释道：隐公时事，当时的鲁国人虽然不及亲见，但也能得之于传闻。 至于隐公之前的历史，孔子认为文献不足，恐怕记载失实，便断自隐公。

有意思的是，明清交际的大儒顾炎武针对《公羊传》之说，提出了一个既相似又相反的观点。

《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平公派大夫韩宣子来鲁国访问，鲁国人邀请他参观历代鲁国国史（当时国史不外传，藏于内室），韩宣子十分感慨，称赞鲁国不愧是周礼之邦。

顾炎武据此分析，从《左传》这段资料来看，鲁国从伯禽受封以来一直都是有正经国史的，朝觐、会盟、打仗等等国家大事全有专人记录在案。但周室东迁之后，天下礼崩乐坏，鲁隐公以后的历史记载就开始乱了。孔子惧怕鲁国历史记录会遭中断，这才开始编修《春秋》。

鲁国的历史档案在鲁惠公之前都还完好，这段时期的历史记载不用孔子操心，而鲁隐公以后的历史则由孔子去斟酌编修，即所谓“作《春秋》”。

由于孔子将其作为教材教授学生，在民间普及很广，所以后人看到的只是孔子编定的断自鲁隐公以下的那部分《春秋》而已，鲁惠公以前的那部分《春秋》早已失传。

按照此说， 《春秋》开篇始于鲁隐公，只是孔子根据鲁国档案的保留完整程度不同，采取的一种编订原则而已，并没有什么深意 。

孔子到底有没有“作《春秋》”，其实是存有疑义的。以当时孔子的身份，他只是一个落魄的宋国贵族后裔，他没有资格见到藏于鲁国宫室的国史，即使后来孔子当了几天鲁国的大司寇，这一官职也是不允许打开国史的。

但由于孔子“作《春秋》”一说流传甚广，到了宋代，大儒们注重“尊王攘夷”和“借古喻今”，他们论及始隐问题，提出了如下一种新观点。

孔子时代的鲁国，正是“三桓”的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鲁国的大贵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被合称为“三桓”，他们与鲁庄公是亲兄弟。鲁庄公继位后，庆父、叔牙、季友三兄弟及他们的后人便成了鲁国势力最大的三家贵族，又因为三兄弟都是鲁桓公之子，因此得名“三桓”。而这位鲁桓公，正是隐公的弟弟。当年，正是鲁桓公合谋参与暗杀了隐公，才登上了鲁国国君之位。

到了孔子时代， 要说清楚鲁国的“近代史”和“当代史”，那就怎么也避不开“三桓” ，孔子自己就曾是季氏的家臣； 而要想说清楚“三桓”的历史脉络，就必须从鲁隐公讲起。 孔子教授门徒，从《鲁春秋》中选用这一阶段作为历史教材，自然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春秋》才需要从鲁隐公开始。

按照这种观点， 《春秋》的发端其实和“三桓”有关，似乎也合情合理 。

还有一种观点，取意甚为玄妙。

有人认为，十二在古代是一个十分高贵的数字，周礼对上等物品数量的最高定额就是十二，因为这个数字是“天之大数”。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就有十二纪，司马迁著《史记》也有十二本纪。很多学者认为，司马迁是预先定下十二纪之数，然后再填充内容。比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明白说“谱十二诸侯”，而内容则是十三个诸侯。

可见，在传统史官眼里， 十二是成数不能变动，法天之数是史官的职责 。

而孔子“作《春秋》”，只要从自己所生活的鲁哀公时代往前推出鲁国的十二位国君即可——推到第十二的时候，正好就是鲁隐公。

这种解释最省力气。

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种关于始隐问题是效法天数的解释。

有人讲《春秋》记鲁国十二君，这个数字和一年十二个月相当，这是效法天数。

《春秋》总共242年，这是上寿90年，中寿80年，下寿70年，三八240，所以是240年。差的两年怎么办？如果这么死较真，《春秋》就该从鲁隐公三年开始才对，但始年总不能不当不正，孔子这才往前挪了两年，把《春秋》始年定在了隐公元年。

如果考虑到先秦时代的古人格外讲究天数，一度谶纬流行，这两种解释倒也能够说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