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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很多传播学大师离我们远去：
2020年6月4日“整合营销传播之父”
唐·舒尔茨
去世
2021年7月12日文化研究巨
近年来，很多传播学大师离我们远去：
2020年6月4日“整合营销传播之父” 唐·舒尔茨 去世
2021年7月12日文化研究巨擘 约翰·费斯克 去世
2021年10月19日议程设置理论提出者之一 唐纳德·肖 去世
2021年12月31日有限效果研究开创者之一 伊莱休·卡茨 去世
2022年10月7日“定位理论之父” 艾·里斯 去世
2022年10月9日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者 布鲁诺·拉图尔 去世
除此之外，2022年还有很多传播学关键学者的重要生卒年纪念，他们的理论学说，我们也需要重视：
杜威（1859-1952）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
杜威认识到现代传播对于社会存在的意义，他在《民主与教育》一书中说：“社会不仅由于传播而存在，并且是在传播中存在”。
他认为媒介的职能就是“使公众对公众利益感兴趣”，报纸应该成为公共教育和公共辩论的工具。
他将魔弹论式的“刺激反应”模式变为“刺激-解释-反应”模式，强调了人对意义解释的重要性。代表著作包括《民主与教育》《公民及其问题》等。杜威对传播的看法包括可以分为传递观和共享观：
传递观：
主张“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由于传播而得以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
杜威认为，传播是人们实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技术带来的物质与技术传递可以重建被现代工业破坏的交流平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新生力量。
共享观：
传播的意义是使人们分享社会中宝贵的目标与学问，传播是手段，也是目的。杜威的哲学家身份使他很自然地受到“交流”这一概念的影响，从而赋予传播参与共享的意义。
传播促成经验的共享后，就可以将人们联结在一起，形成有机整体。传播是社会共同性得以实现的基础，社会事实在互动中被建构起来。
本雅明（1892-1940）
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学者，被誉为“20世纪罕见的天才”。其论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指出，复制技术的扩张导致艺术作品灵韵的丧失。
机械复制艺术论：
现代生产技术对艺术的最大影响就是机械复制技术所造成的变化。复制技术的扩张导致艺术作品的“灵韵”丧失，而“灵韵”关系到作品的本真性和独特性。本雅明对机械复制艺术持积极的态度。
他认为，机械复制艺术具有一定的解放意义，它打破了传统的崇拜性的权威艺术，取而代之以更为民主的“流行文化”，开启了从“氛围文化”向“民主文化”发展的进程。
英尼斯（1894-1952）
英尼斯是加拿大经济历史学家，多伦多学派的鼻祖。
他着重将传播作为一切历史运转的轴心来探讨，以动态的历史眼光考察传播技术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联系，提出了媒介偏向论，即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上或空间上的偏向性。代表著作有《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
媒介偏向论：
媒介都具有时间上或者空间上的偏向性，偏向时间的媒介指具有长期保存但却难以运输的倾向性的传播媒介，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偏向空间的媒介指具有易于远距离运送但长久保存性差的倾向性的传播媒介，便于对空间跨度的控制。
这个分类主要依靠媒介技术的物理特征，比如石刻、建筑不适宜运输，属于偏向时间的，纸张、电磁信号则属于偏向空间的。
“偏向时间的媒介”是某种意义上的个人的、宗教的、商业的、特权媒介，强调传播者对媒介的垄断和在传播上的权威性、等级性和神圣性。
有助于树立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有利于维系传统的集权化宗教形式。但是它不利于权力中心对边陲的控制。
“偏向空间的媒介”是一种大众的、政治的、文化的、普通媒介，强调传播的世俗化、现代化和公平化。它有利于帝国扩张，强化政治统治，增强权力中心对边陲的控制力，也有利于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拉斯韦尔（1902-1978）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
他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宣传研究领域有很大影响，他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策略及其效果进行了全面分析。在《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书中，提出了传播的5W模式和传播的三种功能。
拉斯韦尔对传播学的贡献：
用政治观学观点对传播学进行系统研究，是“宣传和政治符号理论发展的先驱”；提出了“5W”传播模式，较完善地描述了传播的过程，为当代传播学研究指明方向；
提出传播“三功能说”，为对传播功能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提出“社会传播”概念，从宏观上初步探讨传播的社会功能；倡导并实践“内容分析法”。
《传播的结构和功能》：
拉斯韦尔1948年发表《传播的结构和功能》。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
一是著名的5W传播模式，这个模式不仅首次比较完善地描述了传播的过程，而且为以后的传播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是著名的传播三功能说，即对环境进行监视、使社会各部分为适应环境而建立相互关系和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这个三功能说为施拉姆和赖特等人以后对传播功能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斯麦兹（1907-1992）
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代表学者。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点》一文中提出了“受众商品论”，代表作有《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
受众商品论：
出自《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斯麦兹指出，广告时段的价值是传播产生的间接效果，而广播电视节目也只是“钓饵”性质的“免费午餐”，他们都不是广播电视媒介生产的真正商品，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产品是受众的注意力。
“免费午餐”的享用者不仅是消磨时光，他们还在工作，在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最终是通过购买商品时付出的广告附加费来实现的。受众在闲暇时间付出了劳动，为媒介创造了价值，但没有得到经济补偿，反而需要承担其经济后果。
这一理论揭示了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互动关系的本质。即媒介为获取利润而将受众打包出卖给广告商；受众商品的观点为媒介产业如何进行资源整合及产业经营提供了一个思考路径，便于认清媒介、媒介受众与广告商关系中的核心价值链。
贝雷尔森（1912-1979）
美国传播学家、社会学家，经验学派的代表人物，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的重要合作者，曾一起合作进行伊里县的调查研究，对印刷媒介做过使用与满足研究，代表作有《没有报纸意味着什么》。
社会关系论：
由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卡茨等共同提出，认为受众处于人际交往和媒介信息交流相互作用的某一特定社会关系中，其结论是由于受众所归属的团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以通过压力或助力抵制或者强化媒介的力量，受众所处的人际网络和团体压力对大众传播的作用和效果干扰强烈，传媒想要改变受众固有的信仰和态度非常困难。
印刷媒介的使用与满足研究：
读书的动机（1940年）：实用动机、休憩动机、夸示动机、逃避动机。
对报纸的六种利用形态（1949年）：获得外界消息的信息来源、日常生活的工具、休憩的手段、获得社会威信的手段、社交的手段、读报本身的目的化。
内容分析法定义：
贝雷尔森对内容分析法的定义为：内容分析是一种对明示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客观方法。即利用系统、客观和量化的方法，对特定的传播内容进行归类统计，继而根据这些类别的统计数字作叙述性的阐释。
霍夫兰（1912-1961）
美国实验心理学家，耶鲁学派的代表人物，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
主要研究心理对行为的影响，是研究个人的社会交往以及态度、信念转变的先驱。曾于二战期间在美国陆军部进行了一系列心理实验，战后在耶鲁大学组织“传播和态度改变研究”（耶鲁研究），从传播者的特性、讯息的内容和结构、受众的反应模式等方面探究传播与说服效果的关系：《传播与说服》一书是这项研究的代表件成果。
说服研究总体上证明了单一的大众传播并不能直接导致人们态度的改变。
可信度效果：
人们会根据传播者本身的可信性对信息的真伪和价值做出判断。可信性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第二是专业权威性。信源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反之越小。
休眠效果：
低可信度信源发出的信息，由于可信性的负影响，其内容本身的说服力不能立即得以发挥而处于一种“休眠”状态，经过一段时间，可信度的负影响减弱消失后，其效果才能充分表现出来。
该效果说明，信源可信度对信息的短期效果具有重要影响，而从长期效果来看，最终起作用的是内容本身的说服力。
“一面提示”与“两面提示”：
“一面提示”：对某些存在对立因素的问题进行说服或宣传时候，仅向说服的对象提示自己一方的观点或于己有利的判断材料。能够对己方观点做集中阐述，论旨明快，简洁易懂，但同时也会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印象，使说服对象产生心理抵抗。
“两面提示”：在提示己方观点或有利材料的同时，也以某种方式提示对立一方的观点或不利于自己的材料。
由于给对立观点以发言机会，给人一种“公平”感，可以消除说服对象的心理反感，但由于同时提示对立双方的观点，论旨变得比较复杂，理解的难度增加，如果把握不好分寸，反而容易造成为对方做宣传的结果。
免疫效果：
“两面提示”由于包含着对相反观点的“说明”，这种“说明”就像事先接种疫苗一样，能够使人在以后遇到对立观点的宣传时具有较强的抵抗力。
警钟效果：
运用“敲警钟”的方法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促成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向一定方向发生变化。但是由于“敲警钟”基本上是通过刺激人们的恐惧心理来追求特定效果，因此必须掌握分寸、切合实际。
欧文·戈夫曼（1922-1982）
加拿大裔美国的社会学家，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从戏剧舞台的视角研究社会现象，提出了拟剧理论，推动了符号互动论学说的发展。
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是社会学家戈夫曼研究人们如何使用期望来理解日常生活意义的理论假说。
他认为，框架是帮助人们记忆人物和事件的知识结构，是对各种信息进行整合的一个整体的心理建构。
该理论揭示了传播主体向受众进行传播时，首先遭到的是受众事先准备好的“框架”，因此，传播效果要靠传媒与受众合谋才能完成，充分体现了受众的主动性。
拟剧理论：
拟剧理论是戈夫曼对人们日常交往行为的解释。通过结合框架和角色，戈夫曼论述了“前台”和“后台”的表演。框架在戈夫曼的理论中就是剧场舞台，日常社会交往构成人们经验的社会整体。
社会互动是舞台上的表演，为了扮演好舞台需要的角色，人的行动有前台与后台的差异，人际交往在不同的舞台上进行。
人们总是倾向于塑造一个他人可以接受的印象。在前台，人们被期望保持社会面孔，前台的交流往往体现社会的规则。在后台，人们不再进行理想化的表演，因此人在后台的行为更为真实。
戈夫曼还论述了人们进行表演的策略：印象管理。人们的表演往往受框架所限，受印象管理的影响。
印象管理的策略指导人们在前台如何进行表演。有学者将戈夫曼的表演行为概括为四种：理想化表演，掩饰部分真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的差异；误解表演，使别人产生错觉并形成虚假印象；神秘化表演，与他人保持距离，进行角色隔离；补救表演，因意外导致互动不协调而采取的补救措施。
斯图亚特·霍尔（1932-2014）
文化研究学派代表人物，70年代主持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提出过受众的三种解码模式，代表作有《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文化研究：两种范式》《意识形态与传播理论》《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
编码-解码理论：
出自于斯图亚特·霍尔的《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一文，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重要理论成果。
该理论认为，受众在观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在自己原有的知识框架影响下，会对节目进行或相同、或相似、或相异与原先意义结构的理解，从而产生新的意义系统。
该理论揭示了大众传媒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机器，但现代传媒受众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对“统治话语”进行解码，因而受众的反应未必都是机械的、被动的。
受众的解码模式包括三种：
主导-霸权式解码：受众按传播者预设的意义（“在主导符码范围内”）来解读信息，他们“直接从电视新闻广播或时事节目中获取内涵的意义，并根据用以将信息编码的参照符码把信息解码”；
协商式解码：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受众和支配意识形态处于一种矛盾的协商过程；
对抗式解码：受众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将信息赋予新的意义。霍尔认为，“电视观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
也就是说电视观众能够看出电视话语的“编码”，但是选择自己的解码立场，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解读出与编码者完全不同的意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