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调查年”)

虽然情况已经比前两年大有好转，但是由于工作上缺点错误的影响和连续两年灾荒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处在困难时期，尤其是粮食情况陷于被动，库存已经减到最低限度......

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三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不要五个人吃。

这是1960年年底、1961年年初周恩来经常讲的几句话。在国务院系统，当人们听到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总理说出这番话时，深深地感觉到，这些话，一点儿都不是危言耸听！

1961年，是中国经济形势极其严峻的一年，也是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三年。

当1961年来临的时候，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到了不得不“动大手术”的时候了。

这一年，也正是扭转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形势的一个开端，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从事实际工作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肩上的担子变得更加沉重。这是共和国经济艰难的一年！

而在中国共产党内，进入1961年，人们还有一个更为明显的感觉：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开始了。

年初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表明：国民经济的调整，首先要从农业着手。

会前，毛泽东郑重地向全党提出：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就在这次全体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又掷地有声地向全党发出了一个响亮的号召：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会后，由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率领的调查组陆续前往各地基层（主要是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亲自带领三个调查组，南下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起了表率作用；刘少奇率调查组回乡，到湖南长沙、宁乡农村开展深入的调查；朱德西去四川、陕西等地，对农村情况做了调查......而周恩来则决定，为不影响内政、外交工作，找一个离京近一点儿的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周恩来最后选定了河北省邯郸地区。

周恩来

对于主持全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周恩来来说，要率领调查组长时间深入农村做调查研究，并非易事。1961年年初的工作，是千头万绪的，而这一年又是调整工作起步的一年，因此，在下农村之前，内政、外交许多事情都需要做出周密的安排和谨慎的部署。

2月份以后，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周恩来侧重抓了调整基本建设、压缩基建规模等问题。他在审改《中央关于安排1961年第一季度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通知》时，赞同这样的分析：今年1、2月份工业生产指标，比年初预计的要低，许多产品没有完成计划。主要原因是农业连续两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部分原因是经济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而基本建设战线仍然拉得过长，分散使用了人力、物力、财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为此他同意采取如下措施：“必须继续坚决地迅速地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到最急需的方面去，以争取扭转目前生产上的被动局面，转入主动。”

为解决1月份以来工业生产出现的严重问题，扭转东北进而扭转全国的工业生产状况，2月23日，周恩来动身前往沈阳，亲自解决东北的困难。东北之行，拉开了周恩来在“实事求是年”中外出调查研究的一个序幕。

行前，周恩来仍担心人们对粮食问题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在2月22日晚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与中央常委们研究了1961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安排，还专门就当年的粮食情况指出：粮食问题是对灾荒的估计问题，去年以来对灾荒的估计是不足的，因此一下子不易恢复，今年的粮食进口量需要由原来的400万吨增加到500万吨。

一个星期后，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报告了粮食进口的情况：截至2月22日的计算，今年二、三季度的粮食尚差74亿多斤。因此，决定今年进口粮食100亿斤（合500万吨）。现已签好合同52.4亿斤，正在谈判中的还有50亿斤。

到沈阳后，周恩来做了仔细的调查研究，全面了解了东北的工业生产情况，并与东北局和东北三省的领导人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东北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东北的工业问题解决了，全国的问题才好解决。经过几天的工作，周恩来对东北的调整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2月26日，他回到北京。

抵京的当天，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党外市长座谈会上介绍国际国内形势。会上他提出了四句话：

认清形势，增强信心，战胜困难，继续前进。

他还解释了我们在困难面前为什么要肯定成绩的问题，认为：我们肯定成绩是为了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而不致畏难苟安，不致泄气松劲。今明两年需要很好调整，这是前进中的困难和新事物发展中需要做的工作。

周恩来

周恩来坚信，只要情况明、决心大，就会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他特别指出：只要讲清楚真实情况，只要情况明了，大家下决心就大，办法就会对了。

这期间，毛泽东在2月6日至12日分别听取了江华、霍士廉、林乎加、田家英、胡乔木等人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所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和农村整风整社工作的汇报。

毛泽东做了一些重要讲话或插话，其中谈道：公社太大，是出现平均主义、瞎指挥的原因；生产和核算单位不宜大；准备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其职责和权力，生产小队的权必须增加；政策不宜多变，要固定下来，以解除农民的顾虑；要使干部懂得不能剥夺农民、等价交换、按劳付酬等原则；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否则势必要垮台；政社合一后党委不能什么都管，党和社要有明确的分工；干部一定要接受群众监督。

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体制和一些政策问题的这些谈话的纪要，周恩来是3月2日看到的，当天他批示：“提议将这个谈话纪要印给三北会议到会同志。”

三北会议，即中共中央将在北京举行的东北、西北、华北三大区工作会议。为开好这次会议并向毛泽东汇报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周恩来于3月4日飞赴广州。在广州，他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对国内的一些情况做了说明。

在谈到压缩城市人口的措施时，周恩来提出：首先要解决“盲流问题”。在谈到钢、煤的产量时，他又提出：今年后三个季度钢、煤产量的计划指标将比第一季度有所增长。他还认为，在调整时期，必须提倡厉行节约。中央政治局还讨论了人民公社的体制及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等问题，拟将人民公社及其核算单位划小。三天以后，周恩来返回北京。

1961年3月11日，周恩来和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东北、西北、华北三大区工作会议。会上，听取了各省第一书记汇报当前农村公社的组织规模和体制变动情况，还听取了粮食部门的负责人陈国栋、姚依林汇报粮食的调拨、市场供应及进出口情况。

会议期间，周恩来就解决粮食进口问题专门约参加会议的有关负责人谈话。为集中决策，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作出决定：三北会议合并到广州，与毛泽东召集的三南（中南、西南、华东）会议一起开。

3月14日，周恩来等人来到广州。

毛泽东

在周恩来到达广州的前一天，毛泽东就认真调查公社内部的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正在参加三北会议的中央各同志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提出了调查研究的主题。信中有恳切的期望，有批评、质问，也有自责，他说：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

毛泽东不客气地批评道：“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大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

毛泽东提醒并自我反省地说了两句话：“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他在信中还要求大家认真研究他早在1930年写的《调查工作》一文。这篇重要的文章，虽然是30年前写的，却恰恰透出了解决当前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因此，毛泽东的语气，带着对党内忘却调查研究方法的批评。不过这种批评，却讲到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心里去了。

毛泽东说：“我的那篇《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做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讲的这篇文章，是不久前发现的。后来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它的题目改成了《反对本本主义》。

三南会议和三北会议合并后，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了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在工作内容上，周恩来最关心的还是粮食、经济作物和对外贸易等问题；但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他强调得最多的仍是如何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搞好调查研究的问题。

3月19日，周恩来到中南、华北小组参加讨论，并发表了一番很有针对性的讲话，着重谈的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民主集中制。他毫不掩饰地指出：“进城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

毛泽东

对新发现的毛泽东1930年论述调查研究的文章《调查工作》，周恩来谈了自己读后的感受：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它。这篇文章现在读起来，还是对症下药。

他将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联系起来，刻意强调：

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

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最后，他直言相告，毫不护短：“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

应该说，这番讲话，是周恩来对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也是他在即将下去搞调研之前所表明和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方法。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还坦诚地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如讲责任，不少是从中央，主要是从政府方面搞下去的。如生产高指标，瞎指挥，两本账，基本建设搞多了，职工招多了，学校办多了，现场会议开多了，许多事情没有经过试点试行就普遍推广，报纸宣传有浮夸毛病，1958、1959两年粮棉钢煤四大生产指标没有经过核实就发表了，等等，不少是从政府方面向中央提出来的，或者直接搞下去的，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基本解决以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对摆脱粮食困境一事，会议作出决定：同意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意见，增加粮食进口；1961年至1965年，每年进口500万吨左右。

这就是说，在我国国民经济调整期间，每年需要从国外进口500万吨左右的粮食，才能渡过难关。天灾和人祸，给中国的领导人带来了巨大的难题。

广州会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但并没有完全找到彻底解决难题的办法。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心情并不轻松。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要真正解决上述难题，必须从农业着手。而要解决大国的难题，必须改变领导干部以往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毛泽东的《调查工作》一文。信中提出：中央要求县级以上党委领导，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

中央确定了“首要任务”以后，为带头落实，周恩来回京后便召集自己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开会，商谈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问题。他决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先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